講述前一晚的夢境時，夏某斌(化名)幾次扭過頭去，借著高樓縫隙中射下的微光，記者看到他在擦眼淚，但只好假裝不知道。
夏某斌已經兩年沒回過家了。“我怕父母問，更怕親友問。我不敢讓家里知道，所謂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已經被高房租趕出了北京，逼進了城中村;我更不敢讓家里知道，就連破敗的城中村房價也要漲了，今后恐怕我連安身之處都會沒有。”6月8日，在北京市昌平區史各莊一棟“公寓樓”的408室，夏某斌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訴說著自己的遭遇。
公開數據顯示，自4月中旬房地產調控新政推行以來，房價降幅不大，可北京市房租價格環比卻上漲超過了5%，一些熱點區域漲幅甚至超過7%。與一年前相比，北京一套兩居室的租金漲幅超過了20%，而一些地段好、交通便利的房源漲幅則高達50%。
上漲的幾十至幾百元房租對富裕人群或許微不足道，但記者走訪了北京多個“蟻族聚集地”后發現，這點看似不起眼的房租上漲不僅開始擠壓他們本就不寬裕的生活空間，甚至部分剝奪了他們脆弱的尊嚴和夢想。
房租上漲壓碎“蟻族”逃離夢
無論是居住在史各莊還是北京其他眾多的“城中村”中，有很多和夏某斌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如今都被稱為“蟻族”，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都是揣著夢想來北京來尋找出人頭地機會的大學生，但蟻聚而居的現實，讓他們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曾經想要的尊嚴。
夏某斌上下班都要經過一座天橋。向橋的一側望去，是一片燈火輝煌的高層住宅，也代表著夏某斌一直幻想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過上的生活方式。可當他回過頭來，一股臭豆腐的味道與那參差不齊的民房、嘈雜的商販總能將他拉回冰冷的現實。
從大學畢業之后，夏某斌就在史各莊租下了一間帶有獨立衛生間和廚房的單間，月租金只要350元。“我住的條件算是比較差的，這邊好一點的房子大概要五六百。”這是他畢業之后的第三份工作，離轉正還有一個月時間，試用期工資只有1600元，他當初給自己設立的住房支出計劃最高不得超過500元，當然越低越好。
除了設施較差以外，交通也是一大難題。正由于這諸多的不便，讓夏某斌也萌生了逃離“城中村”、在工作地附近的小區與同事合租的念頭，但在市區房租不斷上漲的情況下，這一計劃越來越接近空想。
根據鏈家地產的統計數據，6月上半月，北京市住房平均租賃價格已漲至每月3000元，比2009年同期上漲了20.3%。而今年5月，北京租賃市場平均租賃價格為2981元，比去年同期的2481元上漲500元，漲幅達到了20%。
“我去看過幾套房，三室一廳的房子被隔成不知道多少個隔斷，里面最起碼能住上十來號人，就這樣一個隔斷還要八九百塊錢。”夏某斌苦笑一聲，“我寧愿每天少睡一個小時早點出門趕車，也不花錢湊這個熱鬧。”
鄰近城中村拆遷成漲價借口
逃離夢想破碎后，夏某斌繼續偏安的“蟻族聚集地”，也并未逃脫房租上漲的重壓。
從去年6月至今，夏某斌經歷過兩次房租上漲，最近的一次是今年4月，每次漲幅都是50元。相比市區動輒上漲三五百塊來說，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夏某斌對此卻卻感到接受，“我覺得房東沒理由漲價。50塊錢對很多人來說不過是幾盒煙、一頓飯的事情，但對我來說卻是讓原本就極差的生活質量再度滑向深淵。”
記者發現，史各莊的百度貼吧里有很多和夏某斌相似的人。“現在很多唐家嶺(北京一正在拆遷中的城中村)的租客都準備搬到這邊來。這不，有人正發帖詢價呢。”目前，周邊還未改造的城中村已成為唐家嶺租客們尋找新落腳點的地方，史各莊就是其中之一。而源源不斷的求租者也刺激著村民“創收”的神經，讓這座“城中村”擴建速度越來越快的同時，也為房租上漲提供了足夠的想象空間。
走訪中記者看到，靠近史各莊公交車站的這片區域在建樓房足有十多棟，樓高多為5~6層，每層被分為大小不等的單間。夏某斌告訴記者，這些房子都是最近幾個月才蓋起來的，近期到史各莊來找房子的人也越來越多，他所住的那棟“公寓”也早已滿員。
通過詢問當地的多家房東，記者了解到，如今史各莊一個單間的價位在600元左右，如果朝向好的話可達700元。老租客們告訴記者，這比當初漲了一兩百元。
“我從來沒敢告訴家里我租怎樣的房子。在他們看來，一個大學生在北京指不定多么風光、體面呢，絕不會想到我住的地方跟老家的馬圈差不多，更不可能想到我會為了50塊錢而跟人大吵一架。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這樣的生活還會持續多久。”談到家人和自己的未來，夏某斌的眼神再次黯淡下來。“倒計時”中的唐家嶺
順著夏某斌的指引，6月8日下午，記者來到了唐家嶺。和街道兩邊隨處可見的拆遷宣傳標語同樣醒目的是，幾乎每家每戶門口都貼著“有房出租”的廣告。記者撥通了其中一家房東的電話，“租金600元一個月，獨立衛生間廚房，條件非常好。”房東告訴記者，他的房子目前不會拆遷，可以放心居住。當記者一再詢問可以住多久時，房東才支支吾吾地表示最多可住半年。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很多房東都不愿告訴自己的房客離拆遷還有多久，“如果說了，房客就會開始找房子，這樣早搬一天房東就少賺一天的錢。”一位在唐家嶺住了快3年的租客告訴記者，這里的村民大多沒有工作，靠房租賺錢成了他們最重要的收入。
在唐家嶺的公交車站，記者見到了正拎著一大包東西焦急地等著公車的小薛。“我準備搬家了，在西苑那邊和朋友合租了一個單間。”小薛告訴記者，在住慣了唐家嶺之后，她認為市區里的房租已經高得“完全不能接受”。但由于單位就在附近，所以小薛并不打算搬到太遠的地方。實際上，在記者采訪的眾多唐家嶺租客中，小薛的工資并不算低，但每月有3000元收入的她依然選擇用最少的錢解決自己的住宿問題。2000年之前，小薛所居住的唐家嶺當地村民跟千千萬萬的農民一樣，靠天吃飯，靠地生財。先后種過水稻和冬棗，但單靠種地很難致富，很多村民棄耕外出打工或經商。但在2000年以后，唐家嶺人迎來了發展的“拐點”。中關村科技園的成型，加之與村子一街之隔的上地軟件園逐漸發展壯大，唐家嶺迎來了第一批租客。從那以后，越來越多的人來到了唐家嶺，讓這個原本只有3000多人的村子發展成了5萬多人的“城中村”。
“北京市大概900多萬的外來人口中，有約100萬人住在地下室，200萬~300萬選擇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這樣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協住宅學術委員會委員蔡某水告訴記者，北京市閑置的住房已達上億平方米，卻有這樣多的人口居住條件惡劣，現狀讓人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