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房地產投機利潤空間、提高騙購違法成本、保障經濟適用房公平合理分配，成為起草中的《住房保障法》的重要內容。針對使用不正當手段騙購經濟適用房的人，住房保障法起草者之一王玉國主張將其入罪，以提高這種行為的違法成本。
經濟適用房是由政府劃撥土地、減免稅費而建造的，面向中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性住房，不符合準入條件的高收入者采取欺詐手段獲得經適房，當然是擠占困難群體合法利益的行為，理應受到嚴厲懲處。但騙購經適房入罪與否的問題既然涉及罪與非罪，那么它就應該是刑法修改或者司法解釋來解決的課題，而不是《住房保障法》所能解決的問題。和所有其他專門法一樣，在追究刑事責任的問題上，它只能規定“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而不可能去討論某種行為是不是犯罪，以及量多少年刑之類的問題。
有人依據各地經適房管理辦法中“騙購經適房者五年內取消申購資格”的規定，認為這是騙購行為未能入罪的表現。稍有法理學常識的人都應該明白，既然刑法之外的法律都不具備討論罪與非罪的資格，那么作為部門規章、地方法規的經適房管理辦法就更加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由一個經適房管理辦法去規定什么是犯罪，這才是一個笑話。當然，在現實中騙購經適房者很少有受到刑法追究的案例，這不是立法的問題，而只能說是執法中存在的問題。部門之間案件移交渠道不暢通，以及司法機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為，都是造成眼下局面的重要原因。
《住房保障法》的起草者之所以重提騙購經適房入罪的話題，其意圖在于強調由此提高騙購行為的違法成本。事實上，提高違法成本的最有效辦法是加大執法力度，使所有違法行為都受到法律所規定的懲治，而不是單靠語言上的嚇唬。而且，這種懲治也決不是單獨對騙購者而言，在這個違法犯罪鏈條上的所有參與者都應當受到追究，尤其是掌握著權力的腐敗者。實踐證明，富人能夠冒充窮人購得經適房，往往不是他們的騙術如何高明，而是相關的審批者、監管者在暗中幫忙的緣故。武漢經適房“六連號”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
打擊騙購經適房的行為，不僅要以詐騙罪來追究騙購者，而且要以瀆職罪、受賄罪等罪名來追究和懲辦其中的腐敗分子，只有這樣才能算是真正全面提高了違法成本。
